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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Sunday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承认激烈甚至有敌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合法正当性，而不论它们是多么地为被批评者所愤恨。

在俄罗斯，陪审员通过书面方式形成问题，交给审判长发问。在受审人承认有罪的情况下，应当提出他是否值得从宽处罚的问题。

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14条第1款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如果《俄罗斯联邦刑法》对该犯罪规定的刑罚为不超过10年剥夺自由，在国家公诉人或自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刑事被告人有权表示同意对他提出的指控并申请不经过法庭审理即对刑事案件做出判决。此外，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第459条之规定，如果审判长认为被告人的行为缺乏犯罪构成，也可以在陪审团做出裁决的情况下做出无罪判决。相反，反对的一方称其为'暴民审判'，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究其原因，是因近年来不断限制陪审团审理案件范围所造成的。1993年12月，以追仿美国陪审团为主的新陪审团制度写入《俄罗斯联邦宪法》，在中断77年后，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得以重新确立。

原载《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1期，第1-18页进而言之，欧洲人权法院的这种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比较的意义存在，从而为我们在对表达自由的认识和实践上提供另外一种新鲜的经验，即：面对千姿百态的人类表达自由实践，我们可以不必注重表达自由的范围问题，或者说可以轻松地对此作出肯定判断，而把关注点放在权衡对表达自由的干涉或限制是不是合法正当上。但是，拉德布鲁赫的正义宣称显然不包含后两层意义。

对于当下中国的法理学研究而言，拉德布鲁赫公式同样有其意义。纳粹法律的实践证明，它们不仅没有提出正义宣称，而且也在到处破坏法的安定性。拉德布鲁赫明确区分了两种行为，即涉及价值的行为与评价行为。后者采纳参与者的视角，是体现伦理学相对主义的规范性理论。

拉氏曾于1932年版的《法哲学》中提到三个不同版本的法概念。叠合关系说既否认法概念与法效力的区分，也否认主观与客观的区分。

所以，适用否认公式是适用不能容忍公式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前一个方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后一个方面的要求实际上指向的是这么一个论证负担：在特定案件中，相比于主张适用制定法，主张偏离制定法需要承担更大的论证负担。本文的回答是，提出某种宣称并不意味着与宣称的内容有着必然联系。在1932年版的《法哲学》中拉德布鲁赫指出，相对主义属于理论理性而非实践理性。

在1947年的《法哲学入门》中，拉德布鲁赫又指出，法的安定性（可界定为国家意志表述的可预见性）对法提出了四个方面要求：（1）法的实在性。这种区分来源于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法的理念或价值就是拉氏为法的效力提供的依据。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那种形式性的正义理念，但他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容纳进了实质性的评价。

这一点充分地反映在拉德布鲁赫公式上。戴岑豪斯（Dyzeuhaus）持一种中间立场，认为告密者案要求法院不仅采取教义学的观点，而且也采纳涉及司法角色之本质的观点。

如果说在1945年发表的名篇《五分钟法哲学》中——它提到，任意地肯认或否认人权的制定法缺乏法的效力，应被剥夺法的性质——人权还只是例外地被认可为正义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到了1946年之后它就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第二，法的安定性是其他两种理念的基础。

理论理性涉及认识和描述，实践理性涉及行动与评价。要说明的只是，合目的性具有实质内涵。很容易发现，这段话是由两部分构成的。进而，由于主观意图的难以证明性，所以不能容忍公式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关注的核心。从字义看，拉德布鲁赫并没有将不能容忍公式表述为一种效力理论，而是一种优先性理论，即法的安定性与正义之间的条件式优先关系的命题。三、新的讨论框架 但在讨论这两个子公式及其关系之前，有必要来确立一套新的讨论框架。

如果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定义法概念，就会基于这些各不相同的正确性产生大相径庭的法概念。也可以说，正是基于仅具备实质正确性的规范在解决社会合作等问题方面的缺陷，才促生了法的安定性原则的效力。

立法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根据拉氏本人的理论是无法被证明的。这样的制定法虽然是一种现实，但却不能被称作法。

[11]但阿列克西（Alexy）和西克曼（Sieckmann）等学者认为，虽然拉德布鲁赫公式在该案中的运用是正当的，东柏林的制定法也已经越过了它所设定的界线，但开枪射杀逃亡的平民的年轻士兵并无主观罪责，不应受到惩罚。第三个版本的法概念与前两个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个维度是极端不正义的门槛。但在后期的拉德布鲁赫公式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区分对待。在提出这一公式的同一自然段中，拉氏就对希特勒人格中的突出个性及其他统治期间的许多行为进行了阐述，最后总结认为纳粹主义的法……根本就缺乏法的性质，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法。相反，许多学者认为否认公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主观性，因为它指向的是立法者的目的或意图（根本不被追求、有意否认）。

拉氏曾将整个法学知识的领域分为法哲学、法律科学与法律事实的研究三块。因而舒马赫认为，如果说在拉氏的理性法体系中有那么一个基础规范的话，这种基础规范的主导性思想就是法的安定性这一要求。

价值判断的链条最后会导致一条或一些不可再回溯的终局性规范。因此，不能容忍公式在方法论层面上将导向权衡公式。

[12]或许正因为如此，既有的学术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不能容忍公式，[13]而绝大部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与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援引的也是不能容忍公式。而要正确认识拉德布鲁赫公式两个部分的含义及其关系，就必须对拉氏法哲学的一些基本二元框架有整体上的把握。

我们也可以将文化相对主义称为描述的相对主义，将伦理学相对主义称为规范的或评价的相对主义。司法与守法无疑指向的都是行动，所以参与者视角下的法效力公式无疑跨人了实践理性的范畴。可见，正因为相对主义排除了对各种正义和目的理念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所以尚需另一种价值来证立法的效力。梅滕斯（Merteus）则认为拉德布鲁赫公式的主要关注点是司法机关适用邪恶制定法时的法律地位，因而哈特因误解所导致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

在这样一些脉络中，当我们说这是法的时候，通常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在第一部分中，它主张当制定法违背正义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时就会丧失法律效力。

他借助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理论，将正义分为分配的正义与矫正的正义。效力问题的核心在于某个规范或某部制定法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义务的来源或者说原因。

必要条件说 一、引言：背景与意义 1946年8月，当纽伦堡审判已接近尾声、而德国各地对纳粹十二年统治期间涌现的诸多合法恐怖事件的审判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时德国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前魏玛时期司法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在《南德意志法学家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制定法的不法与超制定法的法》[1]的短文。它是一种不那么典型的描述性法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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